人类学家项飙提出"附近"的概念，尤其将"重建附近"作为对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劝说。《当代青年研究》近日对项飙进行专访，访谈分为上、下两篇发布，上篇访谈讨论了"附近"作为一个概念的缘起、背景、价值和所能扮演的角色。项飙认为，"附近"的概念受到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旨在发展一种"生活的人类学"，希望能使个体在无法改变整体性环境的条件下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 而"附近"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现实的、小的突破口。通过对退出与逃避、生态与功能、"大"与"小" 等几对关系的讨论，"附近"希望倡导一种态度， 即用生态性的视角 重新认识周边和安顿自身， 从而能更好地欣赏和理解社会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存在的合理性，从中看到它的价值，帮助年轻人可以勇敢地、智慧地为今天看似失控的生活重新找到一个"锚"。
该专访首发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当代青年研究》期刊2023年第5期。澎湃研究所获得授权，予以转载，以飨读者。
近年来， 项飙成为一位频频将学术概念转换成公共话语的人类学家。他认为，21 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是对话式的，那种话语操作式的理论生产，跟大众的感受对不上号；在今天，学问做得好，一定要寻找一种效果，你可能给不了具体答案，但要对人们寻找答案提供帮助。
项飙一直对中国年轻人的焦虑比较敏感，他希望能把年轻人心头的痛点解读出来，能回应年轻人的焦虑感这类常识性问题。同时，生活中的问题又是一团乱麻，怎样从大众的现实感受出发，把经验中模糊不清、相互缠绕的问题清晰化，跳出将生活按学术领域进行切割的思维，形成对生活整体的、有效的思维方式和思考角度，是项飙正在探索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他称之为"共同的焦虑"（Common Concerns Approach）。为此，他频繁参与公共讨论，与不同群体展开对话，希望更加直接地介入社会与生活中去。
这种把自己作为方法、把痛点作为方法、把对话作为方法的研究尝试，在讨论今天年轻人的问题时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带着这样的疑问，《当代青年研究》对项飙进行了独家专访。访谈从引起广泛关注的"附近"概念开始，讨论了今天年轻人理解生活的基础、对大环境的无力感和失控感，以及他们的应对方式和后果，并进一步深入今天年轻人的精神状况、现实感、心理健康等问题。本访谈的上篇，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 今天，人们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 为什么浸淫到具体的"附近"中，可以对抗生活的失控感和无力感？（3） 面对不利的生存环境时，退出和逃离的区别是什么？怎样的选择是勇敢和有力量的？（4） 为什么要用生态性的态度去看待身边的环境和自己的选择？（5） 为什么要从具体的个人经历的角度去分析宏大的主题？**（6）**今天的社会，为什么抱怨和维护都这么激烈？出路在哪？或者说，在大环境给定的条件下，普通人如何通过周边的小环境来保持自己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康岚：您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想到提出这个概念？
项飙：其实这个概念的提出，并没有一个事先的设想，它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也不是我自己在那里观察思考，更多的是一个互动，很大程度上是别人推着我往前想；这个别人是指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的同行们，但是远比学术界重要的是大众、是青年朋友们通过社交网络上的讨论来推着我。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概念会有这样的影响，所以现在需要回头看，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出来。所以你的问题很好：它的缘起在哪里？
我第一次提"附近"应该是在 2019 年夏天，我跟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上的对话。当时好像是在谈现代人的时空观念，为什么现在人们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耐烦，我们说到现代生活完全是被时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是一袋烟的工夫，或者说这个距离是从你们家走到荷塘边上的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的。但是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变得非常重要（这个当然不是我的发明，大家都这么说过）。而现在又有了数字化科技，比如超高频金融贸易就是一个时间游戏，它赚钱的方式就是我要比别人快半秒，依靠极高速、高频次地买进卖出来赚钱。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满，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门时他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西，以及这一切是如何在空间中展开的，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你的手里。所以这是一种"去空间"的或者说"时间的暴政"吧。我是在这样的场景下，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 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如，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楼下打扫卫生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哪里，如果家不在这里，一年回几次家，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门口卖水果的、下午四点钟来卖菜的那些人都是谁。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要，但是他们不会被允许进入小区，把他们挡在小区外面的是保安，保安跟这些人又是一样的人。这些就是"附近"。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们来组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所以最早提出"附近"的起点可能是两点，一个是对中国社会生活怎么被时间焦虑组织起来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就是对大家如何理解生活的认知，就是"附近"消失了。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一方面来重构自己的生活，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在主观意识上，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最早就是这么提出来的，当时就是一个描述性的，但有它的针对性；后来大家觉得"附近"值得讨论，我想是因为确实觉得有针对性。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为什么"附近"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 当时我好像还提到，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极。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考试、毕业以后去哪里等，对这些问题的焦虑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机、民族的兴盛啊，这些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情绪上的很大波动。情绪波动是因为这些宏大叙事是通过各种抽象的说法来形成的，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在牛津教书的时候）问来自中国的学生，你父母是干什么的，你从小是怎么回事，你亲戚是怎么回事，你大学里的老师这么教、那么教的原因在哪里，教师的激励机制是怎么样的，很少有人能够讲清楚。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整个生活是怎么被编织起来的、这一路走过来是怎么回事，是讲不清楚的，但他可以给你讲很多概念和大的理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 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语。所以我感到非常失望。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我觉得，学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后来会引起反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特别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或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学这一条路。 当然现在物质条件还是可以的，但精神压力是很大的，只能一根筋地往前走。这一方面造成很累，同时他又不知道这么累之后，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注：项飙喜欢用"泡泡"指代边界明确的小世界，比如以考试为中心的、由学校——家庭——补课——电玩构成的封闭世界），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第一，不能控制他日常的活动和兴趣，因为有家长、教师和职场的压力，逼着他只能这么做，不管他喜不喜欢都必须这么做；第二，他又不知道这样做会引向何方，他觉得，超出周边的、超出他那个"泡泡"的世界是他完全没有能力去了解的。所以他会觉得"都是运气啊"等，但同时又不断告诉自己"幸运只会光顾勤奋的人"，所以他就要加倍勤奋。当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感到焦虑、劳累、恐惧和无意义时，他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个抓手，重新找到一个锚、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家庭好像算一个，但是家庭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如果你过分依赖家庭，那个温情也会变成一个很伤害的来源，这是很多年轻人有感触的。然后剩下的社区、单位，都已经没有这样的依托了，不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了。我觉得，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觉得"附近"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